26) 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《红色造反团》的谈话

 

张春桥姚文元 1966.12.15

姚文元同志:

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,相当尖锐,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斗争,跑到资产阶级司令部,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。因此,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,是跟毛主席走,还是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走,十一中全会以来,就是解决跟哪一个司令部走的问题。

张春桥同志:

你们想一想:丁莱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,跟毛主席跟得快?还是跟哪个中央跟得快?要从这方面看问题。你们大部分是党员,也有些是团员,跟谁走,现在是很分明的了。五月份以前,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。是跟谁跟得紧,跟毛主席呢?还是跟彭、陆呢?十一中全会以后更明白了,那一条路线的胜利,关系是重大的。这是大方向。

广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,但还要看到全国的整个党的斗争,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,这个斗争胜利才能保证传播毛泽东思想。广播局跟彭真站在一边,还是什么,要从大局来考虑。

"4 · 16" 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件,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,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声音,是政变的信号,这不是技术问题。当时,我们听了广播震动很大,广播在前,新华社在后,新华社跟彭真跟得紧啦!这是两个阶级命运的斗争,是最紧要的关头,彭真的最后的决战。他拿着一份报纸到毛主席那儿去说,我们是批判的。这不是一件小事,同志们要从大局考虑。当然,我们对任何干部都要从善意出发,分析事实考虑大局,否则要看不清楚。我们希望干部都是好的,但如果不是那样,我们就要从另外来考虑,否则我们就看不清。譬如广播学院冲大楼的问题,那天跟我们打电话的很多,各方面组织都有,丁莱夫也打电话,当时我们不在家。我们认为:丁莱夫如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,应该让他们进来。如果是我,我不那样处理,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不过廿来人可以让他们进来,我处理这类事很多。那时冲国防部,是学生没办法了,闹了一天一夜,我是学生我也要发火,我们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考虑,如果我们是学生该怎么想。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时,国防部门口要我登记办手续。我当时说,我是中央文革的,他们还要我办手续。那里的火烧得很大,我是来救火的,还要我来登记。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适合革命的需要的。至于运动中出现一些乱子是很难免的,任何革命都要出乱子,资产阶级革命比我们出的乱子更多。至于共产党成立以来,我们要把乱子都记下来,要积累厚厚的一本。

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,比你们接触得多,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,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,听不进我们的意见,水泼不进去,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。我们谈了许多次,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,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,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。从 7 月份跟他接触后,都是讲学生不好,半年过去了,始终没有扭转过来,态度仍然没有改变。

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,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,到金水桥,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。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,不让去,劝过他。后来主席批评我们,这是错误的。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,要学生到中南海去,住到他的院子里,那样热爱群众,关心群众,听群众的意见。革命靠群众,我们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较,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题来了。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本问题是对群众的问题。希望同志们考虑,你们的意见我们还想听。我们也希望几个问题弄得很清楚。

我们的同志看问题,有些事不要就事论事,有些观点不要固定,要看得宽一点深一点。